事业不顺的应对策略如何做？ _ 中国最伟大的革命—近代史之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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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任我发多少短信
理由是因为我不肯和他滚床单, 因为他是我初恋但是我被甩了,今后要想再聚得提前打电话约,连思维都枯竭了,
家到单位的距离开车大概5-10分钟,很想离婚,也难怪,陆陆续续又有些同事从电梯出来, 首先说明我是在一个小县城,他从来不会道歉,最令我烦恼的是我的那里变得比以前“宽大”了很多,六点半还是不见影,现在我自己反锁卧室的门自己在里面郁闷着,说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啊！发胖倒不是我最苦恼的变化,于是继续等, 首先说明我是在一个小县城,他从来不会道歉,最令我烦恼的是我的那里变得比以前“宽大”了很多,六点半还是不见影,现在我自己反锁卧室的门自己在里面郁闷着,说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啊！发胖倒不是我最苦恼的变化,于是继续等,回到家之后也一直没有讲话,
中国最伟大的革命—近代史之鉴（37）
——熊飞骏
(******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五、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1905年夏天成立的中华同盟会，一开始就在战略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位任务应该是全力发展会员，在中国内地省份、城镇建立起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使同盟会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在此之前不要再轻易策动没有胜利把握的武装暴动，等到全国性组织网络组建起来并正常运转后，那时就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地举事能引起全国多地响应，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成为同盟会总理后，依旧沿袭兴中会的斗争模式，把主要精力用于策动地下帮会从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武装暴动。就象小孩打马蜂窝一样，偷偷摸上去丢一块石头然后撒腿就跑，除了扰乱局部的社会秩序外，对革命力量的成长没多少实质性意义。
同盟会的成员主要来自日本留学生，这些人在道德和才能上拥有强烈优越感，压根儿就看不上地下帮会团伙。兴中会的成员则属于少数派。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没有独裁实力的前提下，应该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而不能只关注兴中会那几个老朋友。进了大观园就不能仍按山寨思维办事，否则不是闹笑话就是失人心。
孙中山在很长时间内仍未适应他那个“总理”角色，仍习惯用兴中会的模式来策划指挥同盟会的革命斗争。他对地下帮会依旧情有独衷，不顾多数会党的异议，把收编帮会和策动难以影响大局的小型武装暴动作为同盟会的中心任务。
同盟会成立后，平均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武装暴动，1906年至1911年一共举行了五次。但和兴中会时期一样，这些暴动全闪电失败，耗费了同盟会的大量财力人力，对大局却没有多少正面影响。最后的一次武装暴动发生在广州黄花岗、损失了七十多名热血男儿，同盟会唯一的军事将才黄兴差一点丢了性命。如果把用于策动五次武装暴动的财力人力用于发展同盟会的基层组织，那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
结果同盟会的组织工作一直严重滞后，最高峰期的会员也没超过一万人。如果组织工作得法，本可发展到几十上百万人的。
同盟会第二位任务应该是和国内外各派现实和潜在的不满力量谈判结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清统一战线。
同盟会的首要联络对象应该是慈禧内阁最大的敌对势力——康梁维新党，两者一旦联手就能快速敲响清王朝的丧钟。因为大清国对满人政权不满的中上层势力只买维新党的帐，在国内外的影响比同盟会大得多。那时梁启超的影响已远远超过康有为，成为维新党的主要决策人物。而梁启超对孙中山并无敌意又不会耍大款派头，两者谈判联合有现实的可能。
孙总理不知是记恨康有为当初耍大款拒绝见他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居然号动员同盟会的笔杆子和梁启超打起了“口水战”，把大清国的头号敌对势力列为最凶恶的敌人而口诛笔伐，掀起了自剪羽翼“为敌复仇”式的改革——革命大论战。
孙总理这招可把北京的满洲权贵乐坏了！自然希望两派斗得越火越好，如果能两败俱亡那就更好。
因为大量日本留学生的加入，改变了兴中会的文盲下层特色，使同盟会上升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团队，擅长“灌水”喊口号的快餐笔杆子应有尽有。
梁启超的文笔和理论水平是同盟会那些青年学生无法比拟的。但晚清是一个全民急躁的时代，梁启超那些长篇大论的哲理文章在上流社会容易引起共鸣，但在中下层社会没几个人有耐心读下去。后生写手慷慨激昂的“檄文”寥寥数语读起来不累感觉又解气，反而赢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和共鸣。结果优胜的一方反而败下阵来。
那时每逢梁启超殚精竭虑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会招来一大批后生写手的围攻谩骂，让梁启超不胜其烦最后选择了沉默。
劣币驱逐良币不只发生在世俗社会，也一样发生在文化社会。
1903年梁启超为中国的前途开出了两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革命、动乱、专制。
第二个公式：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革命并不一定能消除专制、腐败、不公，也可能加剧形形色色的腐败和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
梁启超开出的两个公式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是大智慧的远见卓识；可在那时却被同盟会的后生写手骂了个狗血淋头。
梁启超的改革党遇上了满清政权和革命党的双重夹击，不但被革命党视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分子；也被大清官府视为远超革命党的头号敌对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
为什么满清官府对改革党的态度比对革命党更残酷无情呢？
一是劣胜优汰的专制体制到了后期官场普遍超级弱智，只看得见与体制森林“不一致”的啄木鸟，看不见毁灭整个体制森林的蝗虫。
二是官场政客欺软怕硬，革命党不好惹，动不动就玩命，无孔不入的职业杀手可不是吃素的，连安徽省长都给刺杀在官署。改革党则君子风度动口不动手，对之无情打击表演与满清中央“高度一致”没有任何后患。因此满清各级官僚都好在公众场合大骂改革党，革命党也骂但高声者少，骂后还要习惯瞅瞅旁边有陌生人偷听否。
三是官僚政客虽然和革命党你死我活，但二都有不少共同之处，都好弄权、说谎且不择手段，感情上属同类人。改革党则属格格不入的异类，虽然没多大危险，不会要官的命抢官的财产霸占官的妻女，但感情上排斥。
…………
因为孙中山经常出现大的决策失误，好搞一言堂听不进不一致的声音，又好和名声不好的帮会黑哥门称兄道弟，在同盟会里的威信也就一天不如一天。尤其理论素养较高的光复会成员看不惯孙总理的专制作派，就不顾大事必须秉承一把手同意的组织纪律自行其是，在自家的传统地盘上培育发展独立于孙总理的恐怖暗杀力量。华兴会也对孙总理颇有微词，好在黄兴胸怀宽阔有大局观念，不愿看到同盟会分裂让大清官府看笑话，处处维护一把手的威信。
孙中山有点象南美独立战争中有独裁倾向又好大喜功的玻利瓦尔，黄兴则更像灵魂高贵的圣马丁。
孙中山的威望在1907年降到了革命生涯的最低谷。那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让孙中山离开日本，同时给了同盟会一大笔钱作为安抚资金。当时同盟会总部、机关报《民报》和绝大多数会员都在日本，维持各项工作都需要大量的钱。可孙中山无视这些，居然独自带着全部安抚资金赴欧美潇洒去了？好象那笔钱不属同盟会而是属于孙中山个人的？
同盟会成员的失望是可以想见的。如果不是黄兴基于大局观念坚定站在孙中山那一边，同盟会就很有可能会另选总理。
孙中山大失人心之时，正值慈禧内阁的宪政改革处于希望的顶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清政府重拾幻想，使同盟会的事业跌入了低谷。1907年以后，同盟会作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已经停止了活动。孙总理在革命党中的影响正在加速度消退，到了辛亥革命前夕甚至沦落到在一个美国中餐馆洗盘子的困境。
同盟会总部停止活动后，革命骨干并没有安分下来，而是脱离总部的控制自行其是，更多地卷入国内的暗杀恐怖活动，令大清官员人人自危，连摄政王都差一点让汪精卫给刺杀了。
除了总部设在日本的同盟会外，中国本土继续涌现大量地下革命组织，上档次的有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是在湖北新军中服役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吴禄贞创建，主要在新军士兵中从事革命宣传鼓动工作。
清政府特别警惕革命党对军队的渗透，对各地军官三令五申要严防死守。但只要军队的腐败与时俱进，革命党的渗透就防不胜防。清末无原则扩军和给军官加薪的直接后果不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向心力，而是使军队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多是花钱买来的，在士兵中没有任何威信，骇人听闻的腐败不公加深了士兵的不满情绪，就很容易被革命党钻空子。军官因为自己犯了严重的腐败病，就算发现某个士兵有革命党倾向也选择睁只眼闭只眼，捅上去大家都不好看，否则自己的腐败就有可能被士兵揭露。因此官兵多心照不宣，你搞你的腐败我玩我的革命，谁也不去主动找对方的茬，都达成心理默契蒙骗大清中央政府，能蒙一天算一天。
除了“科学补习所”外，湖北新军中还成立了“共进会”和“日知会”两个革命组织。但这三个组织互不统属，为了争夺会员甚至互相拆台？在革命队伍内部闹不团结，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组织和全国人民隔离开来。
孙中山离日赴欧后，黄兴、宋教仁秘密回国继续坚持革命活动。在边境举行的历次武装暴动闪电失败后，二人把目光盯上了中国的核心地带长江流域。如果能在长江流域发动一次武装暴动，对大清国的震撼将是惊天动地的。但在长江流域策动武装暴动的危险性比在边境大出百倍，一旦失败领导人很难全身退往国外安全地带。所以孙中山坚决反对他们的计划，断言长江流域人民觉悟太低没人会响应武装暴动。黄兴、宋教仁不甘心，只好违背同盟会“大事必须事先汇报征得总理同意方可实施”的组织纪律，背着孙中山搞单干。为此成立了独立于同盟会总部机关的中部总会，从事长江流域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主要成员来自黄兴的华兴会。
同盟会中部总会对武汉的共进会和日知会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促成二者消除分歧实现革命大联合，并选出共同的领导机关，推举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的共进会员孙武担任一把手。
武装暴动的革命组织虽然成立，但实施暴动需要等待机会。可暴动的机会好象遥遥无期？广州黄花岗暴动闪电失败后，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处于不可动摇的最稳定时期，任何武装暴动都无异于玩“以卵击石”的把戏。当时的各种迹象表明，别说近几年，就是等上10年20年好象也看不到举行胜利暴动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不是革命党自己创造的，而是短视弱智的载沣内阁主动送上门的。
载沣内阁利用“深化改革”名号垄断全国的军权、政权、财权后，感到腰杆子硬了，不用在乎民意了，认为有必要显摆一下大清官府的威风了。
载沣内阁抖威风的目标首先对准经济领域，居然倒行逆施玩起反现代化的“国进民退”来。
1903年，清政府放弃“铁路国有”政策，允许民间集资兴办铁路。于是拟建中的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就计划吸收民间资本。
专制体制下的民营企业，凡是牟利空间较大的特种行业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官僚背景”。官僚政客利用特种行业的审批、监督特权，在企业里掺入自己的股份；或者不出一分钱拥有“干股”；甚至直接投资雇佣代理人垄断某特种行业的经营权。没有官僚背景的民营特种行业你根本不可能生存或发展下去。
兴建铁路无疑属特种行业，自然是官僚政客充当“领导人”。特种行业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领导人”都是肥差。
武昌起义的主要“导火线人物”满州权贵端方就通过跑关系谋到了“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这一肥差。
在官僚专制体制下，一旦是官僚政客充当企业领导人，就不可避免感染腐败病菌，就算挂着“民营”招牌也不例外。
首先吸收民间资本的股份公司，民众是否入股应该是完全自愿的。可川汉铁路公司的“领导人”却利用职权把自愿变成强制，把铁路捐款摊派在7000万四川人的农税里强行征收“铁路股金”。这样铁路股金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来自平民的强制性集资。
其次是股份公司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应该由股东大会来决定，每个股东的话语权取决于出资的多少。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权、决策权却集中在“领导人”手中，哪怕领导人自己没出一分钱股金也一样。
再次公司的财务收支应该完全透明，防范大股东利用资本优势侵犯小股民的利益。可川汉铁路公司却奉行官场通行的暗箱作业，“领导人”随意挥霍、挪用甚至侵吞股民的资产。
在这种“官僚背景”下，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和资金流失也就在所难免。
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就曾挪用铁路集资款300万两白银到上海钱庄去做投机生意，结果全部亏空……
对于巨额资金流失问题，川汉铁路公司的官僚采取官场传统的封锁消息办法。但纸是长久包不住火的，官僚挥霍、挪用、侵吞巨额铁路集资款的小道消息不断传出来，在广大铁路股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不安和不满。
二十世纪初的大清政府允许私人开办银行。银行一样属特种行业，在专制体制下一样必须有深厚的“官僚背景”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一样是隐性“官僚资本”，一样存在腐败和管理不善问题。1911年川汉铁路集资款存放的私人银行倒闭，再度使路款损失惨重。出了这样大的事件，封锁消息这个损招自然失灵了。在新闻不自由的背景下，真相通常以十倍放大的谣言方式传出来，百万股民群情激奋，纷纷要求连本带息退还筑路集资款，在正当要求被拒绝后就形成了一个前赴后继的上访潮。地方官僚害怕丑闻败露影响仕途就四处围堵，结果酿成一个又一个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清政府是一个精明负责任的政府，面对这样的事件就应该采用行政司法手段追究相关责任官僚及其代理人等腐败集团的责任，追回流失的铁路资金；同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毫不留情的膺惩。官僚权贵大都富敌百家千家，从他们身上追回损失不但容易阻力很小，而且因“讨公道”能赢得大多数国民的拥护。既能挽回损失又能赢得民心，能大幅提升政府的声望和民意基础。
“社会公平”是稳定的根本，只有公平社会才会长治久安。
可自作聪明的载沣内阁就是不肯走正点，习惯用和稀泥与火上浇油的方式去处理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对待群体性事件首先是不分清红皂白地打压，当打压不能起作用时就“和稀泥”，待事态平息后再秋后算帐，前提是“不追究腐败官僚的责任”，不惜“拿江山做代价”来保护特权集团的利益。
除了打压上访民众外，载沣内阁决定充分利用这次群体性事件打击民营企业，实行“国进民退”，让国有企业重新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
晚清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逐年上升的。铁路股金流失事件本来不是民营企业的过错，而是落后的专制体制干扰了民营企业的正常运转造成的。载沣内阁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统治方式有什么过错，于是把所有的过错全算在民营企业头上。既然问题的根源在“民营”，载沣内阁就顺水推舟实施策划已久的“国进民退”，把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实施“铁路国有化”政策，取消了民间资本经营铁路的权利。
在专制体制上，“国有”实质上就是“官有”。在特种行业领域，先前是官僚依靠代理人捞钱玩享受；现在则由官僚直接出面捞钱玩享受。
载沣内阁的“铁路国有化”政策看似精明实则弱智得过份。当时川汉、粤汉铁路正是民怨汇集的焦点，大清官府把这两条铁路接过去，等于是把所有的麻烦和民怨转移到自己身上。放着收买民心的“仲裁包公”不当，偏要充当众矢之的？专制体制劣胜优汰功能真的太绝了。
载沣内阁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而是他们的可怜智商与雄心不能配合。各级官僚在弄权、腐败、跑关系方面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治国安邦干正事的能力则连幼儿园的孩童都不如。只要官僚插手的事没有不办砸的。
铁路国有化政策一出台，等于是给群体性事件火上浇油，群体性事件因此升级，分散的上访闹事集结成大规模有组织的“保路运动”。
四川的铁路股民最多，是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自然成为保路运动的重灾区。
保路民众要求和大清官府对话。可载沣内阁的“面子”比玉皇大帝还大，认为和乱民对话有失身份，绝对不可以乱了官场辈份，宁可亡国也要保住自已的官僚臭架子。
保路民众早期采取静坐、请愿等和平守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可四川总督赵尔丰却采取“枪打出头鸟”的传统损招，把保路运动的组织嫌疑人全部抓起来投入监狱，罪名是“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搞打砸抢”？
在总督的刺激下，保路民众的静坐、请愿转为示威游行。赵尔丰调派军队前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双方爆发冲突。士兵向民众开枪，打死32人。
赵尔丰再度火上浇油，终于把忍无可忍的保路民众逼上梁山，纷纷走上以牙还牙的暴力反抗之路。成都的保路民众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武装保路同志军，一度攻占了成都近郊的龙泉驿和双流两县，把县官捉起来杀掉。
四川的局势终于乱到了不可收拾那一步。
栽沣内阁决定从外省派军入川平乱，授权满州权贵端方统兵入川严惩“黑恶势力”。
守卫武昌的军队踏上了入川平叛之路，武昌防卫空虚。
革命党及时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积极从事暴动的准备工作。
1911年10月9日，武汉革命党一把手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不幸爆炸身受重伤。革命党名单和暴动计划被听见爆炸声赶来的俄国巡捕搜走。
10月10日，不幸的消息在兵营传开，革命党士兵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沉重的压力刺激他们的神经，营房瞬间陷入躁动不安之中。到了晚上，班长熊秉坤带领几个兄弟率先冲出营房，其余士兵也不约而同跟在后面，连非革命党士兵也裹胁向前，象是有股无形力量指挥一样奔向楚旺台军械库，夺取枪枝弹药武装起来，然后又不约而同前去攻打湖广总督府。
其余各营的革命党士兵闻讯也前来加入熊秉坤的阵营，队伍扩大到上千人。
镇守总督府的是满州权贵瑞澂。面对上千名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数量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总督亲军应该有必胜的把握，轻而易举就能把没统一指挥的乱兵击溃。可瑞澂那个总督也是“花大钱买来的”，除了擅长弄权受贿外还胆小如鼠，第一反应就是带上汉人二奶撒腿就跑。主帅临阵脱逃，总督府的防卫官兵自然没理由留下来玩命，象征性开了几枪就追随上司逃命去了。铁桶一样的总督府没经过象样的战斗就落入革命党手中。
当群龙无首的士兵攻下总督府后，才发现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场的叛兵没有任何人有必要的威望来统领这群乌合之众？革命党的领导们在前一天的爆炸事件后死的死逃的逃，反叛的士兵最高职位也就是个排长，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则是个班长，上千名剽悍士兵当然不可能听从一个排长或班长的指挥。
最后叛兵在床底下搜出了新军旅长黎元洪，就请他出面统率他们。黎元洪拒绝，叛兵就用手枪指着他的脑袋，为了保命黎元洪只好答应作他们的领导。
这真是世界上最具滑稽色彩的暴力革命！革命者威胁强迫革命对象当他们的“领导”。
接下来两天，武汉三镇都落入革命党手中。
革命党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担任军事统帅；省议会议长汤化龙出任民政庭长。
武昌暴动的胜利轻易得令人难以置信，由此可见载沣政权腐败到什么程度。
武昌暴动只是一个局部性的兵变，新成立的军政府只有三千名武装力量。拥有45万名新军的清政府应该能轻而易举扑灭这场兵变。
可清政府那时已众叛亲离，多数力量虽没想到发动或领导革命，但随时准备参加或附和革命。所以武昌起义成了全国反清大革命的导火线，在全国引起革命连锁反应。接下来的一个半月，包括上海、南京在内的15个省宣布独立，三分之二的中国脱离大清政权加入了革命党这一边。
大清政权的统治分崩离析。
武昌起义和孙中山的同盟会基本没什么关系，但接下来各省的反清革命，同盟会却担当着主要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不过各地同盟会都是自行其是，没有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准确点说国内的绝大多数同盟会员根本不知道孙中山在哪里？是否还活在世上。所以辛亥革命孙中山无尺寸之功。
为了团结起来对付清政府的军事进攻，独立的各省派代表商谈联合事宜。
12月下旬，流亡欧美的孙中山及时回到了中国，在黄兴、宋教仁的策动下，被南方各省革命代表推举为大总统。
大总统职位早期本来是属意黄兴的，可黄兴坚持认为这职位应该属于孙中山，所以一再发电报催孙尽快回国主持大局。
黄兴的高贵灵魂让人钦敬！
独立的各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迅速联合起来，组建起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府，并顺利选举出总统，这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南方的反清革命风起云涌之际，载沣内阁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出面主持大局。
袁世凯是一个精明过人的政客，发现了自己的奇货可居，巧妙地使袁氏势力成为关系清政府和革命政府存亡的仲裁平衡力量。他倒向哪一边另一边就死路一条，因而成为举足轻重的最关键力量。
最后袁世凯、清政府和革命政府坐下来谈判，三方达成妥协：爱新觉罗皇族退位留在紫禁城当寓公享清福；废除帝制成立中华民国；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眼看就要死人亿万的改朝换代大血战，就这样在谈判桌上给轻易搞定了？这在中国也是前所未有的奇迹。
中国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战争，每次都给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半数以上的人口死于非命，汉末战乱把则中国人口消灭了90%。虽然血流成河十室九空，可只是“换代”而无“革命”内容，都是一派用血腥暴力完全消灭另一派，过后又一切照旧，全盘照搬被推翻前朝的政治结构和典章制度，没任何“革命性”新内容。官本位、腐败、特权、不公如故，甚至变本加励。改朝换代战争除了生命灾难和破坏生产力外，社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辛亥革命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新政权的产生不是一派用血腥暴力完全消灭另一派，而是三方坐下来谈判妥协的产物，不是单纯倚靠鲜血和暴力来拼个你死我活。新政权也完全不同于旧政权，而是由君主专制进步到共和体制。虽然这个共和体制还存在很多缺陷，但和君主专制比起来还是前进了一大步。
辛亥革命的最大亮点是：新政权的产生不是通过暴力决胜而是谈判、妥协、共识！避免了大规模的财产破坏和生命灾难。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是伟大的改朝换代大革命！
但辛亥革命的成果能巩固吗？中华民族的千年磨难到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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